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型馆藏文物展开幕,也是红军将士战胜千难万险、取得长征最终胜利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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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型馆藏文物展开幕,也是红军将士战胜千难万险、取得长征最终胜利的强大动力。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边疆省份,红军长征过云南时所经过的地区,大多聚居和杂居着彝、苗、回、壮、布依、瑶、白、纳西、藏族等十多个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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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吃剩”的半条皮带国博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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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京娱乐注册即送88,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型馆藏文物展开幕,也是红军将士战胜千难万险、取得长征最终胜利的强大动力。本报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型馆藏文物展》昨天在国家博物馆拉开帷幕。展览汇聚了大量的国博馆藏一级文物精品,其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印制的《赣、皖、浙、闽四省交界图》、朱德手书毛泽东《七律·长征》诗、石鲁绘《一个老红军和他的藏族妻子》等109件文物为首次对外展出。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型馆藏文物展开幕,也是红军将士战胜千难万险、取得长征最终胜利的强大动力。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型馆藏文物展开幕,也是红军将士战胜千难万险、取得长征最终胜利的强大动力。左图:红军在扎西留下的标语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型馆藏文物展开幕,也是红军将士战胜千难万险、取得长征最终胜利的强大动力。毛泽东在陕北接受斯诺采访时戴过的红军八角帽、周恩来长征时用过的望远镜、朱德为宣传民族政策签署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陈毅修改的《游击战争纪实》词手稿、贺龙给归化寺喇嘛夏拿古瓦的委任令、红军在甘南写的“回番汉民族一律平等”木板标语、张子意写的长征日记、红军总政治部编印的《红军识字课本》、斯诺在陕北采访时用的摄影机、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清贫》等文章手稿、刘志丹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时使用的马鞍、林伯渠在长征时用的马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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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战争纪实》是陈毅于1936年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争时所作,形象描绘了游击队日常生活和战斗的场景,并明确回答了一个问题,即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斗争能不能取得胜利?取得胜利的保证是什么?那就是,“讲战术”、“靠人民”、“勤学习”。展出的手稿,是他在1960年代重写这首词的修改稿。

澳门新匍京,右上: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1935年1月的布告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型馆藏文物展开幕,也是红军将士战胜千难万险、取得长征最终胜利的强大动力。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型馆藏文物展开幕,也是红军将士战胜千难万险、取得长征最终胜利的强大动力。展品中还有一条只剩一半而且带着明显切割痕迹的皮带。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继红四方面军后走入草地。作为最后一支过草地的队伍,部队筹粮极其困难。当草地中的野菜、草根、树皮等都已经找不到时,担任政治委员的任弼时想到了吃皮带。他和警卫员拿小刀将皮带切成若干段,烧焦、刀刮和水煮后与战士们分食,每次每人只能吃3小段。虽然味道难闻,他却风趣地称之为“吃煮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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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京在线娱乐,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型馆藏文物展开幕,也是红军将士战胜千难万险、取得长征最终胜利的强大动力。“它们既是难得的长征文化遗存,也是研究长征历史的珍贵资料。”国博相关负责人表示。“长征画卷”单元还展出了部分国博馆藏的长征题材美术作品,包括全山石的《娄山关》、范曾的《遵义人民迎红军》、李可染的《六盘山》、宗其香的《巧渡金沙江》、林岗、庞壔的《万里征程诗不尽》、石鲁的《一个老红军和他的藏族妻子》、古元的《刘志丹在陕北》、章仁缘的《赣南之秋》、吴作人的《过雪山》、张文源的《草地情》等。这些作品构成了波澜壮阔的长征历史画卷,也见证了新中国美术发展中长征题材美术创作发展的历史过程。

右下:红六军团印发的对苗族的标语口号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型馆藏文物展开幕,也是红军将士战胜千难万险、取得长征最终胜利的强大动力。据了解,展览将持续至10月30日。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型馆藏文物展开幕,也是红军将士战胜千难万险、取得长征最终胜利的强大动力。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边疆省份,红军长征过云南时所经过的地区,大多聚居和杂居着彝、苗、回、壮、布依、瑶、白、纳西、藏族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在红军长征期间,一方面,由于历代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造成各民族与汉族之间很深的民族隔阂;另一方面,云南当局以行政渠道在各县成立“民众防共会”与“剿赤宣传队”,用汉、彝、回、瑶、苗5种语言文字编印白话文布告和告民众书、标语、画报等进行反共宣传,并以法西斯手段威吓群众:如有替红军宣传、带路、当通司、供粮秣者,不论是何人,一律予以枪杀;如系告密拿获者,奖给新滇币千元……,造成先入为主的恐怖印象。这就使红军长征过云南时所面临的形势比在苏区更为严峻、更为复杂。1935年和1936年,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分别征战云南,先后从云南渡过金沙江,甩掉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及其在云南的成功实践是分不开的。红军长征经过云南的威信、彝良、镇雄、平彝、宣威、沾益、曲靖、马龙、寻甸、会泽、东川、巧家、嵩明、昆明、富民、禄劝、武定、元谋、罗次、禄丰、盐兴、广通、楚雄、牟定、镇南、大姚、姚安、盐丰、祥云、宾川、鹤庆、丽江、中甸等地,红军指战员与沿途各少数民族群众直接接触,开展少数民族工作,为中国共产党日后开展民族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摄影/本报记者 魏彤

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型馆藏文物展开幕,也是红军将士战胜千难万险、取得长征最终胜利的强大动力。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型馆藏文物展开幕,也是红军将士战胜千难万险、取得长征最终胜利的强大动力。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主张。

红军长征时期,消除民族歧视,获得少数民族人民的支持,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成了当务之急。1934年11月29日,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湘桂、湘黔边瑶、苗少数民族地区时,即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指示说:“必须坚决反对在中国劳苦群众中间的大汉族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是汉族的统治阶级利用中国民众来反对瑶民等弱小民族;同时揭发在瑶民中间所存在着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害处,这些狭隘的民族主义必然会破坏瑶民民族同中国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联合。”同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在其颁布的《对苗瑶民的口号》中也明确地提出:“实行民族平等,在经济上、政治上苗人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利。”中央红军到达川滇彝族地区时,立即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宣布:“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红军万里长征,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凡我彝人群众……赶快团结起来,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这些旗帜鲜明的宣传,使各族人民第一次感受到了党的政策的温暖,找到了做人的尊严,因而红军所到之处受到各族同胞的拥戴。

1935年2月初,中央红军进入云南扎西,时值寒冬腊月,大雪纷飞,当地群众因为受敌人的宣传、恐吓,关门闭户,不敢出门,红军为了不打扰老百姓,顶着凛冽的寒风,宁愿露宿街头屋檐下,也不进入百姓家。群众见到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消除了对红军的恐惧。当红军了解到扎西的民族同胞大年三十还无米下锅,就在禹王宫召开“穷民大会”,向群众宣传红军的主张,书写了“云南工农群众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只有苏维埃工农革命才能救中国”的标语,公开审判和处决了吸食民脂民膏的扎西民团团首和县财政科长肖增武,并打开官府粮仓,给群众分米分粮,还把打土豪得来的猪肉、盐巴、布匹分给大家。由于红军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态度和蔼,平等待人,各族人民把红军看成是自己的军队,由怕红军、躲红军变成了爱红军、拥护红军,积极参加红军,村村寨寨出现了报名当红军的热烈景象。

金秋十月,历史的指针回拨到1934年至1936年间。人们再一次聚拢在长征路线图前,凝视革命先辈一步步踏就的行军路线,萦回蜿蜒,一路西去北上。那是一条写满奋斗、牺牲、救亡的路,那是第一代中共领导人为了抗日救亡的理想和共产主义信仰,战略迂回、浴血奋战的路,那是一条将士生死相依、军民患难与共的路……红星照耀中国,一支支拖不垮、打不散的红色队伍,如钢铁洪流般奔涌在中国的大地上。尽管一开始他们并不知道何处是落脚点、何时是胜利日,但他们始终将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始终坚信“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因此,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在这条不断迂回、不断突围的路上,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了气吞山河的革命壮举,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1936年,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红二、红六军团在长征中也提出“川滇黔边区的少数民族(苗、彝、瑶、回……)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民族平等,发展民族文化,尊重少数民族习惯和信仰自由,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各民族之间相互歧视,反对剥削和压迫,各民族人民团结友爱和睦相处,互相帮助,共同努力建设和保卫革命根据地”,“凡年满十八岁以上的革命群众都有公民权,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加工农兵代表会议。有享受教育、居住、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等自由的权利。”

“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长征已成历史,但长征精神光耀千秋。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我们集中介绍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等举办的相关纪念主题展览中的部分代表文物,以期更多的读者能够在历史遗存中真切感受革命先辈浴血的荣光,进一步深刻领悟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和当下意义。“新的长征”,同样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同样需要长征精神为之注入强劲的动力。

由于红军宣传民族平等,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所到之处,得到了各民族劳苦大众的同情和支援,他们不顾生命危险,箪食壶浆,热情款待红军,为红军带路,给红军提供情报,为红军顺利过境创造了条件。

工农红军的长征不仅仅是战略转移,也是表明革命立场、传播革命理想和信念的征程。“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抗日救亡,但国民党政府置民族危亡于不顾,面对日渐壮大的红军及其革命根据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调兵百万“围剿”各苏区。为摆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困境,推动抗日运动发展,中央及各路红军纷纷开始战略转移,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向国民党统治薄弱地区和抗日前线进军。拯救民族危亡和北上抗日,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夙愿,是各路红军的旗帜,也是红军将士战胜千难万险、取得长征最终胜利的强大动力。

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实行宗教信仰自由

漫漫长征路上,回荡着一曲曲九死一生的壮烈悲歌。红军将士冒着风雪、顶着寒风、忍着饥饿、受着严寒、吃着草根、啃着树皮,在前有阻敌、后有追兵的行进中,突破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他们跨越滔滔急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转战十余个省,渡过近百条江河,翻越了20多座雪山,打响了600余次战役战斗,战胜了人世间难以想象的千难万险。多少个生命在战斗中牺牲,多少个生命未能走出空气稀薄、人迹罕至、气候变化无常的高原,但他们依然坚信,为了革命的胜利,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尊重各个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也就是尊重这个民族。执行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是红军长征中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红军长征中,对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风俗习惯制定了非常具体的政策。1935年,红军政治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要求:绝对遵从少数民族群众宗教、风俗、习惯,并将这些习惯向战士说明。在红军的布告、标语中,也经常宣告:“尊重回番夷民众的风俗习惯和礼节”“尊重彝人风俗”等。

长征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处理党和红军重大问题的开端。在与共产国际的直接联系中断、生死攸关的时刻,中共中央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确定战略转移方向、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实施作战指挥、选择长征落脚点。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毛泽东等党和红军领导人以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出奇制胜,率领各路红军四渡赤水、兵临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彻底摆脱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实现了战略转移中的一个个胜利。

红军长征进入云南期间,要求全体干部战士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和民族纪律,通过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体现了红军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诚意。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进入云南期间,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红二、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张子意等,每到民族聚居区都要作报告讲明三点:一是介绍当地少数民族情况;二是要求克服大汉族主义、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是布置民族工作和行动方向。4月19日,红二军团进占祥云县城,有人建议把军团指挥部设在西街清真寺,贺龙总指挥坚决不同意,并要求所有红军人员“宁可露宿街头,也不能住进西街的清真寺,就是吃水,也不能进里头去挑。”红二、六军团到丽江纳西族地区时,红军以贺龙的名义写信给丽江金沙江沿岸的纳西族乡长,请他们动员船工和船只,红军的诚意得到了王瓒贤副乡长的响应,在各族同胞的帮助下,红二、六军团全军胜利渡江,进入中甸藏区后,部队加强了民族、宗教政策教育,要求全体干部战士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任何人不准称呼藏民为“蛮子”,还特别规定了十条对番民的政治纪律。

长征路上,尽管各路红军出发的时间、地点、路线各不相同,但都以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要、以党和革命的根本利益为重,自觉服从大局,统一行动、互相策应,讲规矩、守纪律,特别是在经过多民族聚居省份时,注重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反对民族压迫、消除民族歧视,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实行宗教信仰自由,争取团结各民族上层人士,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因此红军所到之处,均得到了各族人民的支持。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工农红军空前集中、团结和统一,形成了众志成城、致力抗日的崭新局面。

红军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模范行动,赢得了各族人民群众的信任、爱戴和支持,不仅红军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也对后来党的民族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和人民群众在一起。长征期间,“所到之处,秋毫无犯”的红军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和拥护,沿线群众主动帮助红军筹粮捐款、烧水送饭、收集情报、救护伤员,直至参军作战,成为红军长征胜利的力量源泉。红军灵活多样的文化宣传也深受沿途群众的喜爱。他们书写标语口号,绘制宣传画,创作诗词、歌曲,出版战地报刊等,鼓舞了士气,激励了斗志,也消除了沿途群众对红军的误解,团结了开明绅士,瓦解分化了敌军,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历史证明,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动人民群众,是长征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

争取团结各民族上层人士, 建立民族统一战线

图1:《为热河事变告全国民众书》。国共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国民党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下,加紧围剿各苏区,对侵华日军却提出“四不”外交方针,致使日军不断向南、向西扩张。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随后又向长城发起进攻。为此,中国共产党颁布该书,向全国民众谴责了国民党面对民族危机采取不抵抗主义,宣布中国共产党愿在三个条件下同真正反抗帝国主义的任何部队订立作战协定,进一步表明了坚定的抗日救亡的革命立场。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争取团结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政策是红军长征中一直坚持并不断完善发展的民族政策之一。1934年11月2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的《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就提出:瑶民的土司、管事等“在反对汉族的军阀、官僚、财富者的民族压迫方面,这些瑶民的上层阶级显然还带有革命的作用”,“经过他们去接近广大的瑶民群众,去推动广大的瑶民群众进入革命斗争的阵线”。

图2:红七军团发布的《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宣言。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关系出现新变化、中央苏区危急的局面下,1934年7月,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命令红七军团作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经福建北上挺进闽浙皖赣地区,其主要任务是在政治上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影响和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在军事上威胁敌人后方,牵制围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创造条件。随后,红六军团西征,揭开了长征的序幕。

红军长征过云南期间,要求全体干部战士尊重少数民族的统治方式,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和纪律。1935年2月,中央红军进入云南扎西时,红军首长邀请苗族副族长熊治荣座谈,向他讲述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号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争取翻身解放。4月,朱德在寻甸柯渡乡清真寺与回民首领谈话,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指出弱小民族要“争取民族解放”,加上红军在寻甸极尊重回民的教堂,“次日教堂以红军与回民之感情甚好,且排队欢迎,并有几十回民加入红军。此辈回民加入红军之后,红军为之单独成立回民队伍,一切风俗习惯饮食起居,悉照回民原有习惯。”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布置抢夺金沙江皎平渡口任务时,特别交代:区长是兄弟民族,要注意民族政策,主要叫他交船,别的东西不要动。这一系列团结各民族上层人物的实践活动,对红军取得扎西扩红、胜利东进、智调滇军和回民参军、迅速通过滇中、抢渡金沙江都有积极意义。

图3:刘志丹使用的比利时勃朗宁M1900式手枪。这支手枪是刘志丹于1932年在照金镇一带打垮敌军后缴获的。刘志丹同习仲勋、谢子长等一道创建西北红军,建立起覆盖20余个县的红色政权,使陕甘边、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的落脚点和革命的大本营。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已过遵义,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发表了《八一宣言》。刘志丹得知后十分振奋,便用小刀在随身携带的手枪握柄两面,分别刻下了“抗日”“救国”字样,以表其心志。

红军在进入藏区的全部行程中,始终坚持把极少数受欺骗与红军为敌的喇嘛和大多数藏族上层相区别,不计前嫌,相信他们中的大多数,多做团结工作,争取藏胞对红军的支持。位于滇西北高原的中甸是藏族聚居的地区,城外的归化寺是藏区著名的十三林之一,也是滇西北藏区的统治中心,由八大老僧组成的“老庄会议”是最高的权力机构。当红军进入中甸的时候,归化寺的最高统治者们也为之震惊,令僧众紧闭寺门,防范红军。红军始终坚持用自己的行动去感化藏民的方针,规定红军不得进寺院,并派人在寺院门口守卫。由于红军纪律严明,尊重藏族的风俗习惯,感动了藏族同胞,归化寺派出喇嘛夏拿古瓦为代表,带着哈达和礼物到红军总部拜见红军领导。贺龙亲切接见了夏拿古瓦及其随行人员,向他们讲述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讲述红军的宗旨和北上抗日的决心。并以他的名义给八大老僧写信,宣布红军允许人民信仰宗教自由,对喇嘛寺所有僧侣生命和财产,绝不加以侵犯,并负责保护。八大老僧看了贺龙的信,十分感动,邀请贺龙等红军领导人到大寺做客。为了表示感谢八大老僧对红军盛情款待,贺龙将一面写着“兴盛番族”的红色锦幛及礼物送给大寺,第二天,归化寺打开粮仓,把2000多斗青稞卖给红军,并动员喇嘛、藏人把粮食、盐巴、红糖、马料等拿来出售。在广大藏族同胞的支持和帮助下,红军顺利完成了筹粮和休整,为通过藏区雪山作好了物资准备。为了使红军顺利通过藏区,应贺龙的要求,归化寺还派出人马数骑为红军开道,陪送红军出境。

图4:任弼时长征过草地时吃剩的皮带。长征途中,中国工农红军除了要面对实战,最大的生命威胁便是极其艰苦、人烟罕至的自然环境所带来的温饱问题。没有粮食时,从将领到战士,常常以野菜、草根、树皮等物充饥,这些“食物”被吃完后,就将皮带、皮鼓等煮来分吃,任弼时曾风趣地称之为“吃煮牛肉”。图中展示的皮带,正是任弼时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过草地时所食用的皮带。那时红四方面军刚刚走过草地,粮食难以征集,野菜也基本被采光,许多战士因饥饿昏倒在草地上,在这种情况下任弼时想到了吃皮带。至今,该皮带上还保留了当时他们拿小刀切割成若干段以备分吃的痕迹。1938年,任弼时准备回延安时将这段皮带交给山西省太行山区王家峪八路军总部的警卫员李少清保存,并语重心长地说:“留下皮带,以后还要吃呀!”

红军争取团结民族上层人士,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做法,不仅保证了红军顺利通过民族地区,对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目的起了重要作用,也为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相似的半截皮带,还有长征路上战士周广才怀着对胜利的渴望保留并刻上“长征记”的皮带。这两条被保留至今的皮带,都见证了那段艰苦岁月,也饱含着对牺牲的烈士的缅怀,是红军战士不畏艰险、一心跟党走的历史见证。

作者单位: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图5:董振堂送给朱德的毛毯。1931年,董振堂等率领国民党第26军发起宁都起义,起义部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十分关心这支刚刚获得新生的部队,亲自从瑞金赶到宁都看望。朱德离开宁都时已近凌晨,天空又飘起雪花,看到朱德衣着单薄,董振堂便将这条毛毯赠予朱德,以挡风御寒。朱德盖着这条毛毯走完了万里长征。长征结束后,“西安事变”爆发,朱德就把它送给往返于陕北和国统区之间的周恩来。在一次武装袭击中,毛毯被敌弹打了十几个破洞,周恩来找人织补好后继续铺盖。全面抗战爆发后,因朱德率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指挥作战,周恩来又将这条毛毯回赠朱德。朱德带着这条七破八补的毛毯深入敌后,住在老百姓家中指挥对日作战,不料毛毯又被房东火炕烧出一个洞来,补好破洞之后朱德继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德将这条毛毯捐赠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这条毛毯已经色彩陈旧、缀满补丁,但它也凝结着老一辈革命家深厚的革命友谊,满布他们艰苦奋斗的历史记忆。

图6:遵义会议挂在会场的挂钟。1934年冬天的湘江血战,夺去了几万红军将士的生命。据刘伯承回忆,湘江战役使得部队中的怀疑情绪达到了顶点。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和红军领导人坚持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做斗争,“遵义会议”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通过这只挂钟,仿佛可以听到当年伴着钟摆的声音会场上激烈的争论——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并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周恩来接着作副报告,并做了自我批评;张闻天作“反报告”;毛泽东指出军事策略和指挥中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等问题,引发多数与会代表共鸣……这次会议精神,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没有依靠共产国际的指示、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最终拯救了党、拯救了红军。

图7:红军强渡大渡河时使用的马尾手榴弹。手榴弹是红军除了大刀、梭镖和复装子弹外,能大量制造的武器。长征时期,红军经过几次反“围剿”作战,弹药匮乏,对各种武器需求激增,不得不对武器性能降低标准,大量研制和装备使用马尾手榴弹。马尾手榴弹不仅携带不便,而且性能落后,引爆几率相对较低,但它还是在长征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在腊子口战斗中,红军大量使用马尾手榴弹,据说战斗结束后在山口周围50米内仅没有爆炸的手榴弹就有一两百个。由此可见,长征中的红军在武器装备的数量和质量上远远无法和敌人相比,之所以能够取得长征的最后胜利,最主要的还是靠党和红军领导人符合实际的指导思想、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将士们勇往直前、舍生忘死的精神,以及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有力支持,这才是红军最具威力的“武器”。

图8:贺龙赠给中甸归化寺的“兴盛番族”锦幛。长征时期,前有刘伯承与小叶丹“彝海结盟”的佳话,后有贺龙赠送归化寺的“兴盛番族”锦幛,共同见证着红军团结各族人民的传统。归化寺为康熙所敕建的藏族聚居区十三林之一。红二、红六军团远征到此时,全体战士严守纪律,归化寺僧众为红军的言行所感动。贺龙把锦幛赠予归化寺,希望少数民族兴盛,中华民族共同富强。之后,归化寺出售了几万斤青稞给红军,并且帮其购买了十万斤粮食。红二、六军团得以翻越雪山,最后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共同北上。

图9:蔡畅1931年帮李维汉织的毛线衣。长征途中,不论党的领导人、各级指挥员、普通士兵,还是男女同志,都同甘共苦、团结平等。女同志还充分发挥优长,为战友缝织衣物等。正是这种顾全大局、团结友爱的高尚品质,在红军中凝聚起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力量。

图10:中国抗日红军先遣军政治部保护“合则觉母寺”布告。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来到藏、汉、回等民族聚居的川西北地区合则觉母寺院附近驻扎下来,红军坚决执行纪律,不干扰百姓,并签发了保护寺院的布告,向老百姓耐心反复地宣传红军的民族政策,主动为群众做好事,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少数民族人民的信任。他们渐渐和红军亲热起来,给红军送粮送菜,不少青年还报名参军积极支援红军北上抗日,为革命作出了贡献。

图11:红军长征途经贵州黎平时送给向导的手提风雨灯。1934年,红一军团攻占黎平,请来了熟悉当地地形的农民高树清做向导。在给其中一支红军带路时,因到达目的地天色已晚,红军为表示感谢,便将这盏手提风雨灯送给了他。高树清把这盏灯珍藏起来,一直未舍得使用,连灯芯还是当年装的。相似的历史见证,还有红军为老百姓开具的收据等。红军正是这样以实际行动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

图12: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进入遵义后用来印制布告、传单等的石印机。长征路上,红军既是战士,又是宣传队,常常通过撰写、张贴通俗易懂、寓意深刻的宣传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启发民众的觉悟,从而使人民群众坚定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选择了革命和希望。这台石印机,就是红军进行革命宣传的重要物证。1935年1月,红军进入遵义后找到美术印刷局印制布告、传单、标语等宣传品。据在美术印刷局当学徒和帮工的工人回忆,因为印制量大,仅靠这台石印机上的石印版无法完成工作,美术印刷局的工人们就帮助红军刻了木版一起印制。印制工作结束后,红军都会按照当时的标准如数支付费用,体现出了严明的组织纪律性。

图片来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

图片文字整理:徐红梅吴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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